养殖业食品安全
2006年卫生部一http://wwW.LWlm.cOM项关于“抗生素药物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显示，国内抗生素的年产量为21万吨，其中，3万吨用于出口，97万吨用于动物养殖，83万吨用于医疗业人体消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显示，我国年人均使用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钟南山院士曾说过，人体过量服用或对抗生素形成依赖，后果非常严重，细菌的耐药性生超级细菌，制药公司与细菌的耐药性二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结果往往是制药公司药品的更新速度赶不上新细菌的繁殖速度。我们正面临着无药可救的严峻挑战。此外，动物被养殖的过程中，被动服入抗生素，人体食用后，药物残留在人体，使人体感染的细菌同时具有了抗药性。即便养殖的动物并没有全部被人体食用，动物本身就可以产生抗药的细菌，这些细菌通过其他的食物链或者大气循环和水循环，同样间接得以进入人体。
欧美国家对于抗生素控制的严格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国内检测市场的需求，主要来自要出口企业。一旦出口到国外，在入境时检测到抗生素含量超标，必须就地销毁，这对于出口企业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损失。从国内市场看，商人们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通常养殖密度都很大，牲畜发病的几率相应也会增加，必须使用抗生素才能保证动物的存活率。 2在WTO法律框架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中的重要内容。该协议认为，许多农产品在客观上可能会对进口方环境或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造成威胁。为了规范各成员国的检疫行为，SPS协定应运而生。 如今，中国在出口食品的检疫中，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由于每个国家对进口食品的检疫标准都是根据国内的具体状况由质检、卫生部门制定的，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标准的制定。以美国、加拿大、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例，关于生牛肉的质量检疫标准大大高于我国国内目前现存的行业标准。易言之，我国的检疫标准低，发达国家的农畜产品可以轻松或者低于本国标准进入我国，而这些国家本身国内的检疫标准较高，我国的农产品以相同的标准却出不去。这一结果着实让人痛心，大有哑巴吃黄连的意味。 食品安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直接关系着政局安定经济稳健企业存亡。自本世纪初英国鼓足勇气承认疯牛病存在的确然性以后，该国用于宰杀疯牛的损失就达到了300亿美元，并且此项损失还是不断扩大。上世纪末，让比利时政府始料未及的的口英污染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55亿欧元，加上相关食品工业，经济损失超过10亿欧元。 食品安全问题还会给广大民众造成心理上的恐慌和障碍。问题严重时，甚至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疯牛病导致英国政府改组。比利时首相和两名部长因采取环保措施不力而在一片责难声中引咎辞职，最终导致执政四十年的联合政府垮台。 3养殖业食品安全的未来 让我们回到抗生素的问题上，既然对我国居民身体和食品的出口存在着双重危害，是否可以停止使用呢？实际上，北欧的芬兰、瑞典确实做到了。这些国家对食品安全所做的一项重要而又简单的行为规范，就是在相关的肉类产品上贴上 “这些肉来自喂了抗生素的动物”的标签，除了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置自己生命于渡外的极少数人，没有哪位顾客会买这些产品。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带有抗生 素肉类的的农场、企业都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这就迫使他们在往后的经营中不敢，也不愿再生成带抗生素的畜肉。 退一步讲，即使做不到芬兰等国所推崇的“零污染”，国内关于畜肉监管的各种行业规定和数据指标的缺失景象也让人堪忧。因http://wwW.LWlm.cOM为缺失，所以国内民众不能购买放心肉；因为低下，所以在出口贸易中屡遭不公正的壁垒。我国入世已经整整十年，笔者认为，在规范层面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证明我过采取的SPS措施正当性的最简单措施就是采取国际统一标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了1600多个关于添加剂的指标，而我国采取国际标准的比例仅40%，还有很大的改良空间。其二，中国应积极地参与到现行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应当逐渐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除了实体法上的更新换代，最为重要的是，在统一的国际标准下，这些规范能否在国内得到彻底的执行。在刚刚过去的三月，我们目睹了国际食品业知名连锁大亨麦当劳和家乐福在中国的与其公众形象不相符的恶行。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靠的不仅仅是监管，靠的更多的是商人的道德，品质，良心，诚信。对任何一家商店而言，哪怕是街边最不起眼的肉档，诚信经营，质量可靠，价格透明，童叟无欺应当是经商最基本的底线。在商行为成本与利润的博弈中，利润至上，诚信消退，拜金滋长。利益取代美德、诚信让位欺诈绝不是久长的之计，可望更可及的未来，让诚信回归到市场，回归到社会，回归到你我。让诚信之气光大华夏，充盈中华，方是在云波诡谲，风云变幻的商界中仍可岿然不动，扶摇直上之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