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我国食品安全报道与以前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反应更加迅速，信源日趋多元，关注力量凸显，监督效果改善。但同时也有一些新问题需要正视，如信息过载、维度单一、热衷揭露、量质失衡等，这些问题对公众的认知力、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的稳定构成风险。因此，挖掘食品安全负面揭露报道所蕴含的正能量，更能强化公众信心、凸显媒体公信力。从宏观维度上，应加强媒体的责任意识，更新媒介融合理念；从微观维度上，应强化报道精准、依案说理、及时跟进等，通过这两重维度来规避新媒介生态下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风险。
关键词：食品安全报道；新媒介生态；风险规避
一、风险社会与数字赋权：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
新语境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和高频的生活节奏使个体生存发展的成本和压力不断增大，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和责任感更易丧失，各种潜在的风险影响着公共情绪和社会稳定。传播学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化和复杂化，个体实践时空的有限性，使人们对经验世界之外的感知更多地来自媒介构筑的“拟态环境”，甚至已形成一种习惯性依赖。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大众“对社会中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如果这两大系统出现失衡，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的风险之中”①。食品安全信息因其专业性而使公众对媒介和专家的报道解读愈加依赖，食品安全的风险因直接关乎公众的生命健康而倍受关注。
当下的食品安全报道，面临着媒介生态重组、公民意识提升和数字技术赋权的多重挑战。新媒体异军突起，在反应速度、构建议程、聚集民意等方面比传统媒体更胜一筹，对传统媒体构成强有力的冲击。一方面，旧的新闻理念和管理体制下那种单向度的“你播我受”的“一对一”“点对面”、只能被动接受的传统“下贯式线性”信息传播模式，已经被数字技术支持下“双向互动”的“多对多”“面对面”的“裂变式网型”信息传播模式所取代；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赋权，也为公民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等的诉求提供了途径。“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获取有关政治议程信息的能力”，“使得全体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总体上变得更加容易”。②食品安全报道作为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源，更是公民民主诉求集中体现的重要载体，公众关注和参与传播的热情极高。这都构成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外围生态，刺激着报道的改进与完善，同时也滋生了新的问题和风险。
二、新媒介生态下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进步与改善
1.反应更加迅速，信源日趋多元
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是公众对食品安全关注的三个阶段。温饱未解决时，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度不高，媒体报道也较少；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维权意识增强，食品安全关注度随之上升。这就从受者需求维度上客观刺激了食品安全报道的变化。从传者维度看，新闻体制和理念的变化也带来食品安全报道在反应速度和报道数量上的改进。传统新闻体制下，媒体常被定性为“喉舌”“传声筒”，是附属品和宣传工具；报道理念也视食品安全事件为“负面新闻”，担心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这种过度谨慎的态度，使媒体对食品安全报道的兴趣点和聚焦点严重不足，偶有报道也多采用通稿、短消息等形式一带而过，反应速度与报道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数字技术的赋权和新闻理念的革新，给我国食品安全报道带来的显著改进主要表现在报道数量增加、报道主题扩大、反应更加迅速、信源日趋多元。媒体对某类信息报道数量的增减和主题框架的设计标志着媒体对相关信息选择和强调的程度，反映着对公众关注热点的关切程度；媒体面对新闻事件的反应速度和报道的信源选择也体现着媒体的传播能力。有学者对主流权威媒体《人民日报》几年来的食品安全报道变化研究发现，“食品安全”的报道从2000年以来明显递增，主题涉及“现状问题”“法律政策解读”“专家学者建议”“计划行动”等多个方面③。从《人民日报》的报道趋势来看，我国的食品安全报道的数量和主题已有显著的提升和改善。
过去，媒体报道的常规信源多倾向于政府部门、机构负责人、各界精英等，甚至对精英信源和固定信源形成习惯性依赖。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信源的权威性，但也常导致信息滞后，且由于信源的人群与阶层分布不均，这种习惯性依赖也常导致其他信源被屏蔽，尤其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被忽视。而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发声的“微”时代，公众的爆料、议论、转载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媒体的触角，成为食品安全报道可供选择的新的信息源，于无形中刺激着媒体的反应速度，影响着报道取向，建构着报道议题，丰富着报道角度，促使媒体自觉开放和主动作为，更好发挥“守望哨”的效用。正如喻国明所说：“国人对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就是源于媒体的开放、尽责和主动作为。媒体更具有‘守望意识’，总体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④
2.关注力量凸显，监督效果改善
当下的食品安全报道，正呈现出新旧媒体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新媒体常常在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速度、网络民意等方面占据优势。而传统媒体一方面向外顺应媒介融合潮流，通过报网联合、台网联合等与新媒体在反应速度、网聚民意等方面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向内挖掘自身优势，在深度报道等专业擅长领域增加竞争砝码。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媒体监督的力度和反应速度已超过了政府监管部门，凸显了关注的力量，成为最及时有效的监督。
一是促使行业的自律性加强。作为盈利的经济实体，食品企业和行业往往以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导致一些企业见利忘义。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进行报道，通过议题关注、围观强化以及采访各方利益代表，对各方问题、责任加以客观描述和细分，对问题企业舆论施压，促使其认识到错误行为的代价和风险，进而吸取教训，加强自律，使企业更加守法，行业更趋净化。如“三鹿奶粉”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我国奶粉行业重新洗牌；双汇“瘦肉精”事件后，企业加强产业链每个环节的问责追责，重塑自身形象和消费者信心。媒体监督的力量对企业和行业深刻认识社会责任感和自身长远经济利益的深层关联帮助巨大。 二是促进制度的逐步完善。新旧媒体的报道通过对政策、法律、法规的详细深入解读，发现当前在法制层面的漏洞和空白，对比国际通行或先进的标准、制度，形成有效的信息参考反馈到有关部门并引起重视，促进了行政监管、法律监管的日趋完善。如《人民日报》2004年以来，通过质疑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监管缺位、国家差距等方面，对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四次修订进行了持续关注报道。“三鹿奶粉”事件披露后，各媒体对监管措施和制度标准的系统解析，对国际先进做法的介绍与对比，构成了有效的舆论监督和信息参考，使我国婴幼儿奶粉的质量监管制度不断改进。
三、新媒介生态下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问题与隐患
1.信息过载，维度单一，量质失衡
受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报道由过去的缺位失语转向抢位乱语。乱语造成新的问题即信息过载和壅蔽，量质失衡。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应坚守“公开、及时、平衡”三重价值⑤。用适度的报道数量和多元的报道角度来达到不同观点的平衡，确保信息的真实、立体、完整。然而，受经济利益、技术水平、职业道德等因素影响，当下的食品安全报道失衡、壅蔽乱象明显：各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数据雷同，性质相似，同义重复；信源单一，角度单一，单维度信息过量导致有用信息被遮蔽和湮没。以广州“毒香蕉”事件为例。最早《信息时报》报道《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称广州香蕉大面积感染巴拿马病毒，后来多家网站转载。但各媒体只在“香蕉有毒”这一维度上重复报道，忽略了蕉农、技术专家等相关方的辨析报道，一时“蕉癌”谣言四起，很多人误以为吃香蕉会得癌症而惶恐不安。从传播学角度看，单维度信息超过受众负荷，便成为信息污染。
量质失衡的另一表现为热衷揭露。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敏感、更强烈，食品安全报道同“曝光”“揭露”等连在一起，一经报道极易引起普遍关注。在“眼球经济”刺激下，各媒体热衷于揭露大品牌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毒”“致癌”等字眼泛滥，积极引导的信息则欠缺。纵观我国媒体关于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从“苏丹红”事件（2005年）到“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尤其2011年以来，“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及各地的“地沟油”事件等，可谓遍地开花。负面揭露让消费者看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但不重正面引导的失衡报道，也造成了对公众心理的连续冲击。从社会心理学看，大众承受能力有限，媒体一味以“揭黑”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忽视了专业平台对信息的整合作用，弱化了对公众鉴别信息的引领责任，影响了公众消费信心的重塑，也忘记了对守法企业的善意保护。
2.影响公众认知度，有损媒体公信力
壅蔽失衡的信息导致公众认知混乱麻木，影响其理性判断和情绪处置。公众情绪与对社会认知的程度密切相关――认知越全面，判断越理性，情绪越稳定。人自身经历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对经验世界之外事物的感知，大多要通过传媒来完成，因为“通过语言、声音和图像，传媒创造了真实世界的一个相似物”，即李普曼所称的“拟态环境”。⑥公众往往把这个间接的“媒介真实”当作客观真实来看待，从中判断自身风险，并据之调适情绪行为。食品安全事件中，媒体盲目乱语，以铺天盖地的信息“量”取代有效的信息“质”，无形中会给公众造成某种假象。信息的壅蔽会伤害公众的认知力，他们无法辨析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只能对风险进行非理性的猜想。以“阜阳奶粉”事件为例，该事件从披露伊始短短几天就引发了多家媒体对奶粉质量的高度聚焦，对各地奶粉不合格率进行了密集式报道，在媒体营造的“消费环境”中，似乎一多半的奶粉都不合格。实际上当时国家质监总局公布的奶粉产品质量数据显示合格奶粉产量占到80%⑦，然而权威部门的辟谣之声在揭丑狂潮前“声单力弱”，过度的渲染报道极化了媒体的预测t望功能，媒体呈现的“拟态环境”令公众的认知严重失衡，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度跌至低谷，行业因之受到重创。
壅蔽失衡还导致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从应然维度看，媒体代表着社会正义和良心。公众往往以信任为前提，把了解判断风险寄希望于媒体。然而，从实然维度看，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价值极高，激烈竞争使有些媒体及其从业者对新闻时效性的追逐超过了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竞相挖掘、披露所谓“猛料”，如黄石“毒面粉”事件、广州“红药水西瓜”事件等，令本属个例事件的社会关注度呈几何式叠加，形成舆论强场。然而，忽略新闻信息源头性和真实性的盲目播发转载，导致数据失真、甚至自相矛盾等问题频现。更有极少数媒体人违背职业道德，炮制食品安全假新闻，如北京“纸馅儿包子”事件等，致使媒体公信力严重受损。当公众对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丧失信任，将严重贬损社会的信任资本，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潜在隐患。
四、我国食品安全报道风险规避的两重维度
面对新语境下食品安全报道的风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重维度上加以规避。
1.宏观维度：理念更新、道德自律、责任强化
加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更新媒介的传播理念，从责任意识、道德修养、理念层面入手，规避食品安全报道的乱语与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宏观条件。
媒体特殊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以及社会公器的道德属性，使之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实体，尽管媒体生存要受到来自公众和市场两方面的压力，但媒体必须清醒认识到自身社会责任感与公信力以及长远利益的内在逻辑关系，避免短视、盲目跟风甚至为争夺“眼球”而违背职业道德，突破底线炮制虚假食品安全信息。相较于政府部门或行业部门，大众最容易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媒体，期望值和受信任度最高的也是媒体。成熟理性的媒体应该不断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感，加强道德自律，坚持职业操守，及时自觉预估盲目跟风可能带来的利弊风险，从大局出发，审慎报道，不为时效性牺牲真实性，不为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更不为一己私利出卖道德良心。大局的眼光、审慎的态度，更能体现媒体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并能赋予报道更高的信任权值。食品安全报道本质上是信息传播行为，最终要靠传播主体即人的参与完成，而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理念认知、道德境界和责任意识在根本上决定着他们实际的报道行为。因此，宏观层面的规避与改进策略虽然难以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却是促进食品安全报道趋于理性的保障，必须予以重视并常抓不懈。这不仅需要媒体内在的道德自律与自觉，也需要完善法律法规、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2.微观维度：报道精准、依案说理、及时跟进
微观层面上，可以从报道精准、依案说理、及时跟进等入手，直接有效地规避当前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的问题。
报道精准涵盖两个层面，既指报道信息的客观真实，也指报道的科学专业。精准度决定可信度，专业性决定权威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有时是源于缺乏对食品安全科学的了解，但科学家掌握的科学信息和对食品安全种种问题的看法，又无法及时有效传递给消费者，导致信息严重不对称。”⑧这就要求作为信息沟通枢纽的媒体“要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在传达警示信息的同时，格外要进一步增强科学素养”。⑨食品安全报道必须经过严谨的信源核实，并通过“专家释疑”，力争在相关数据、作用原理、涉及范围等方面达到专业精准，才能把负面影响减到合理范围内。以食品中重金属超标问题的报道为例，可在专家解读下引导公众认知：有些只和产地有关，如2013年5月广东的大米重金属镉超标事件，超标产品的产地仅指向湖南。再如对食品添加剂的报道，应避免“一棒子打死”的盲目态度，而应请专家从专业角度联系剂量和用法来解读合理添加和违规使用的区别。以食品安全报道的精准性保证报道的科学、专业、权威。
依案说理和及时跟进则体现着媒体的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和平衡效果。理性高效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不能以个案为噱头，为吸引“眼球”过度聚焦某些刺激性问题，而应本着促进问题解决、理性引导公众情绪、逐步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原则，通过典型个案，分析相关食品安全事件中所涉及的科学数据、作用原理、规避措施等，依案说理，达到以点带面、由表及里的专业报道效果。同时，不短视，不跟风，不浮躁，对典型案例的报道要深入，及时跟进事件的最新动态，进行深度解读；结合系列报道形式，为公众提供更立体、有效的高质量信息，避免浅层次同质信息过载，实现报道内容量与质的平衡，帮助公众提升辨识能力，以高质量的报道赢得公信力，宣导舆情。
注释
参考文献
[2]喻国明.传媒责任：时代的发展与内涵的转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
[3]李丽英，韩春秒.食品安全新闻的平衡报道研究[J].新闻知识，2013，（1）.